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波澜壮阔的世纪，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世纪。在这群星璀璨、熠熠生辉的世纪中，郭沫若站在了那群最耀眼的历史人物之中。他一生经历了保路运动、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20世纪中国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参与领导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活动，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到屹立于世界之东方的全过程。“巍巍无产者，赫赫大文豪”，这是数学家苏步青《郭沫若院长挽诗》的首联，形象说明了郭沫若的身份和贡献。郭沫若不仅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翻译等方面贡献卓著，也是一位有威望的革命者、社会活动家。他传奇的经历、渊博的学识、多方面的才能，给中国现代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印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都是举世公认的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

郭沫若的首要身份是革命家，他以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终身奋斗目标。或许人们会把郭沫若当成文学家，“鲁郭茅巴老曹”，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鲁迅。或许人们会把郭沫若当成学者，“甲骨四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无法逾越。他既是著名作家，也是学术大师，但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革命者，革命者的奋斗和追求是他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底色和根基。

青年时代的郭沫若亲眼看到官僚的腐朽堕落、半殖民地上海的畸形繁荣、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和中国社会的混乱，他参与社会调研，了解民生疾苦，观察到底层百姓经受了战火和剥削后在死亡线上的痛苦挣扎，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办法。郭沫若认真阅读和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坚信中国只有走苏俄的道路，只有实行社会革命才能够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他和那些主张走日本和土耳其道路的孤军社朋友分道扬镳，并在《洪水》等刊物上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他在《马克思进文庙》中让马克思走进文庙和孔子对话，发现彼此竟是同道，这是郭沫若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郭沫若在文章中表现出的鲜明倾向性受到关注，瞿秋白偕同蒋光慈拜访了郭沫若，他们相互认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后来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埋下了伏笔。在瞿秋白的推荐下，郭沫若接受了广东大学的聘书，就任文科学长。他领导文学院进行了一系列革新运动，受到学生的衷心拥戴。他向中共广东大学总支委员会提交了入党申请。中共广东大学总支委员会报中共粤区区委，区委经过研究，认为郭沫若最好能够先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一段时间。国共合作的北伐军组建后，成立了政治部。在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经共产党人孙炳文介绍，郭沫若参加了政治部并随军北伐。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兼任了湖北省政府主席，副主任郭沫若实际负责了政治部的工作。蒋介石对他很信任，但郭沫若在安庆发现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迹象，于是在朱德家中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战斗檄文。文章在报上发表后，震动一时，蒋介石等人十分愤怒，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郭沫若在上海向周恩来汇报了相关情报，这为中共接下来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重要参考。八一南昌起义爆发，郭沫若被任命为起义部队主席团成员兼宣传委员会主席。起义部队撤退途中，郭沫若在周恩来、李一氓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受到挫折，反动派四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时候，郭沫若毅然加入党组织，是坚贞革命信念的表现。从此，郭沫若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致力于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乔装回到国内，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作为中共秘密党员，郭沫若长期接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在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抗战前期，郭沫若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没有大的进展，这引起了一些学界朋友的善意批评，他回答说：“抗战以来，关于学术研究的工作是完全荒废了，但我也并不引以为憾。在目前这样天翻地覆的时代，即使有更适当的环境让我从事研究，我也不会有那样静谧的心境。我始终是一个人，那种超人式的行径，的确是超过了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一系列要职，活跃在科学、文化、教育、人民外交等领域。他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和文化人才的培养、考古和历史学科的建设夙兴夜寐、操劳不已。

郭沫若多次率团参加国际会议，会见外国政要和有影响力的各界人士，在这些活动中捍卫着中国人民的利益。朝鲜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揭露美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使用细菌战的事实，呼吁大会行动起来阻止这一行为。当大会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在中国和朝鲜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时，郭沫若用手绢捂住眼睛，任凭激动的泪水流淌，并向一旁的钱三强说：“总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啊！”

反殖民主义和反霸权主义是贯穿郭沫若一生的重要思想。早在五四时期，郭沫若就在《狼群中一只白羊》《胜利的死》等诗歌和《牧羊哀话》等小说中关注和支持爱尔兰、朝鲜等民族的反殖民斗争。他积极参加抗战，也是他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自决的重要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足迹遍布埃及、古巴、越南等第三世界国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